克里歐櫻桃

從感動到行動

文/褚士瑩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每四年調查一次的「台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報告──社會參與」統計，台灣十五歲以上志工參與率，從1994年的7.6％，到1999年的13.31％，2003年時，參與率約為14.50％。但相對於先進民主國家普遍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曾經當過志工，例如日本為25.3％、德國34％，美國甚至高達55.5％，台灣仍然明顯偏低。

這並不代表台灣人比較沒有愛心，如果考慮文化因素的差異的話，不難發現台灣的民眾普遍上都樂善好施，遇到有人需要幫助的時候，往往不吝伸出援手，但是大部分的人不見得有參加志工組織的習慣，沒有受過正式訓練，也沒有領志工手冊，如果把這些非正式的數字合併計算的話，台灣的志工參與率至少在16％以上，內政部在2000年「台灣省省民對社會福利措施意向」報告中，甚至估計台灣有25％的民眾參與過志願服務。

無論是16%也好，25%也好，我好奇的是在這些志工當中，走出國界的公益旅行家又有多少呢?

並不是說走出國做公益，就比在國內做更好更有意義，這是兩件不能相提並論的事。因為我們在說國際化的同時，如果沒有正視自己的文化，是不可能真的做到國際化的。

台灣會上映伊朗導演馬基德•麥迪吉拍的《天堂的孩子》，在中國大陸翻譯成《小鞋子》，也到處放映，故事圍繞一雙鞋子展開，講的是現實苦楚中的兄妹情深，因為家境貧困必須合穿一雙鞋子輪流上學，雖然在奧斯卡得了最佳外語片，但是這樣的電影，卻不會在一般被認為『很國際化』的美國上演。

《山村猶有讀書聲》（To be and to have），劇情描述法國一個山地小學一位終身奉獻給教育的喬治老師的故事。在台灣和大陸都有不錯的票房，但是諷刺的是當初在法國初剛上映時，並沒有太多家戲院願意播放，直到奪下凱薩獎後才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歡迎。

這兩個例子，其實都說明了國際化的兩個最重要的元素：

1.要不是有伊朗人和法國人，以正視自己的教育和文化為出發點，單單是沒有鞋子能穿去上學，或是去山村拍小學這樣的題材，不足以在國際上引起感動。

2.作為觀眾的台灣或大陸，都對自己住的地方有人文情感，痛苦也感同身受，才會對遠在天邊的伊朗鄉下或法國山村的人文關懷，也能夠產生共鳴。

所以國際觀不是背誦那個國家發生什麼事，卻是在集體的理性和人文關懷，和世界接軌和一起發展罷了。

所以我這裡說的公益旅行，是在這種將心比心的關懷基礎下，把看電影的『感動』，化成到國際上的『行動』，慢慢走向『志願服務國際化』。

在台灣或大陸，看到這些電影的人不少，但是真的在電影落幕後會去做一點什麼的人，可能卻不多。

在美國可能看到這些電影的人少，但是看到以後把這份感動散播出去，化成具體行動的人，可能多出許多。

等到哪一天，這種『不分國界的感動』，可以轉化成『不分國界的行動』，那就是真正具備國際觀了。

公益旅行可以是個人積極與國際接軌，把公益當作休閒活動，利用旅行時從事志願服務，否則不會有『休閒志工』這樣的新名詞誕生。

公益旅行也可以透過非營利第三部門，或者是役男替代役等方式，打開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戶，有組織有計畫地參與長期計畫。

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數目是多是少，距離是遠是近，我相信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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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ry's idea:

       In my college, I was impressed by some of Jpanese friends. They are planning to do volunteer job in the future, and that's why they came here to study English. I think to be volunteer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nowadays. This is global village 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country's people to the other country's peole is getting closer, it also means one country's problem may influce other country.